读作工业4.0,唱作工业互联网,写作中国制造-上海商佑
2019-04-13一、工业4.0
人类过去250年的经济增长史,是连续三次工业革命直接带来的“福利”:
第一次工业革命:1760年代~1840年,由英国引领的机械化革命,标志是蒸汽动力的发明、纺织业的机械化和冶金工业的变革;
第二次工业革命:186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由美国和德国引领的电气化革命,标志是电力和内燃机的发明和应用,还有石油化学工业、家用电器等新产业的出现;
第三次工业革命:上世纪50年代开始直到现在,由美国引领的自动化革命,标志是计算机的发明、信息化和通信产业的变革。
如果说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意义是用机械能取代生物能,正式进入“工业”时代;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意义就是嵌入生物能、扩展机械能的效率和规模,进入大规模生产时代;那么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意义就是进一步升级机械能的职能和产能,进入产能过剩时代。
只不过对于新中国来说,错过前两次工业革命的我们,直接就身处于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洪流之中;我们有缘享受“后发优势”,用短短的40年经历了西方世界需要时代人才能走过的路。
不过令人尴尬的是,中国制造虽然在高铁、基建、航空等领域都有比较亮眼的成绩;但我们在机械、电气和信息自动化等三个时代均落后于世界平均水平,我们过去创造的奇迹更多地是依托中国工人和科研工作者的双手来完成的。
而这一次工业4.0(第四次工业革命)时代,我们似乎又慢了半拍:
2011年4月德国政府正式在汉诺威工博会上推出“工业4.0”的概念:利用物联信息系统(Cyber—Physical System简称CPS)将生产中的供应,制造,销售信息数据化、智慧化,最后达到快速、有效、个人化的产品供应。
2012年底美国通用电气(GE)首次提出“工业互联网”的概念:通过智能机器间的连接并最终将人机连接,结合软件和大数据分析,重构全球工业、激发生产力,让世界更美好、更快速、更安全、更清洁且更经济。
2015年5月,国务院公布了中国版的“工业4.0”规划《中国制造2025》:坚持“创新驱动、质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的基本方针,坚持“市场主导、政府引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整体推进、重点突破,自主发展、开放合作”的基本原则,通过“三步走”实现制造强国的战略目标:第一步,到2025年迈入制造强国行列;第二步,到2035年中国制造业整体达到世界制造强国阵营中等水平;第三步,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综合实力进入世界制造强国前列。
当然,德国发明工业4.0的概念没那么单纯,就像1887年英国出台的《商标法》刺激了德国制造的“转型”与“革新”;虽然当下德国制造已然被捧上神坛,但只有德国人自己知道错过了“互联网经济”的自己有多“虚”。
感谢几个猪队友的同时,德国制造也算是时刻保持“警醒”;这不,工业4.0的出现就是德国为了挑战美国的“互联网霸权”特制的“杀手锏”。美国几乎是“条件反射”地拿出了自己的应对方案“工业互联网”,国内的“制造2015”就更像是一次有计划有预谋的路径抉择。
如果说德国的工业4.0是一次制造升格,美国的工业互联网是一次产业沉降,那么我们的制造2025就是一次量身定制的解决方案。
花开两朵,各表一枝的同时,其实我们着眼于大局就能看到:不管是德国的工业4.0、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还是中国的制造2025,它们本质上都是对于未来几十年地球制造话语权的争夺。
当然,不像工业4.0和工业互联网那样背负着巨大的政治包袱,我们没有盲目向德国看齐,也没有向美国服软;我们很清楚中国制造的现状和偏科的两位(德国偏硬件制造、美国偏软件生态)不同,我们虽然已经迈过机械化的关口,但我们依旧处在电气化和自动化的夹缝。
庞大的人口红利带来的消费市场确实给中国制造创造了无数的机会,但是在互联网时代人口红利消耗殆尽之后,却也为我们在向自动化转型的过程中增添了无数变量——这一群劳动力人口怎么安置是一把悬着的“达摩克里斯”之剑。
幸而,我们没有着急、我们也来得及,工业4.0的进程远远没有那么快。
二、从巴统到瓦纳森
中国制造作为一个“追随者”,它在剥离了自身“廉价”的代名词之后,却陷入了“创新者的窘境”:很多人觉得制造比创造简单,就不应该在品牌素质上与别人有太多的差距。
但是很明显,前几年三星、苹果的肆虐,去年中兴被一剑封喉,以及现阶段华为的5G战争,都是因为我们在这些核心技术上的“软弱”,才会被人扼住喉咙。
对于这一波享受“中国复兴”的吃瓜群众来说,“外强中干”显然是不可饶恕的。但其实在那一波埋汰中国制造的“键盘侠”眼中,他们只能看见现在,看不清昨天啊,更看不上未来。
工业设计专业的或许有所了解,中国作为“山寨”大国很多时候是没得选择:
1949年11月,包括美英日法澳在内的17个国家在巴黎成立了巴黎统筹委员会(简称巴统);目的是是限制成员国向社会主义国家出口战略物资和高技术,列入禁运清单的有军事武器装备、尖端技术产品和稀有物资等三大类上万种产品。中国在1952年被纳入管辖范畴;
1994年4月1日巴统解散,但春天并没有来;
1996年原巴统“十七成员国”和其它16成员一起又成立了一个控制常规武器和高新技术贸易的国际性组织——瓦森纳协定,包括军民两用商品和技术清单9大类和军品清单22类;中国、伊朗、利比亚等均在这个被限制的国家名单之中。
虽然中美在能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等领域有过合作,但在美国所谓的“全球安全战略”之下,不仅中美,中国和其它欧洲国家(捷克、意大利)之间的高新科技技术合作也收到美国的粗暴干涉。
受限于《瓦森纳协议》,从芯片设计、生产到航空航天,中国都不能获取国外最新科技,从零开始就决定我们必然会走不少弯路。
2018年,华为好不容易凭借5G技术突出重围,其受到的“礼遇”大家想必都知道。
建国初期,中苏关系尚且友好的时候,中国还能从苏联引进相关技术;但是中苏关系破裂之后,在美国的“强干涉”、欧洲的“爱莫能助”之下,从中国制造中崛起的“中国科技”真的很不容易。
三、汽车发动机
仅仅只是想想,都感怀老一辈人的惊艳和心酸。
在美国的科技封锁之下,1959年我们研制出自己的第一台电子计算机。
那时的我们还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试爆。
其他例子我们就不一一枚举;不可否认,中国制造是在一个极端恶劣的环境中一步一个脚印站起来的。
看到中国制造光鲜的一面,我们有资格振奋;但我们也不能因此就忽视了中国制造的背面,虽然这几年我们终于在智能手机上扳回一城,但在汽车制造业方面,真的很“脆弱”。
当然,我们也想过走捷径,比如直接跳过油气发动机进入电气时代(电动汽车),但依旧有一个特斯拉“望尘莫及”。
手机缺“芯”,汽车缺少“发动机”,这两个话题似乎总能牵动人心。
2011年,韩寒在评论五条杠少年黄艺博时曾说,中国造不出像样的汽车发动机,甚至造不出一个耐用的轴承和液压件。
2017年,韩寒在与网友互动的时候又一次提到:“我们国家的制造业饱受非议,我的赛车十几年没有获得一件靠谱的国产发动机……我多么希望我的赛车搭载着一具国产引擎去征服世界。而嘴炮始终不能解决问题。谁能给我这个发动机?”
姑且不提有多少共鸣者、又有多少捍卫者把韩寒推到了风口浪尖;中国制造的核心技术“短板”是真的愈演愈烈(在这里我并不想支持谁,又或者是反对谁)。
这段时间我在知乎上看到一个“骨骼清奇”的回答,qygg同学说到:
二战后的五个战胜国中、美、俄、英、法在汽车领域都不如三个战败国德国、日本、意大利;不是因为五常不够努力,而是因为他们点亮了其他科技树,有意无意把德日意的技术上限锁死在“机械时代”。
四、科技树
其实上面有关于德日意被锁死在“机械时代”的假设,更深一层思考,涉及到的就是国与国之间对于高科技人才流动的“引导”,点亮什么科技、又把哪些科技外包,这又会面临国家经济体量的终极问题。
假如你是一个中国顶尖的理工人才,在不考虑移民和收入的情况下,你的职业选择:
去中科院研究原子弹、去北方工业研究导弹、去航天局研究登月、去国网研究超高压、去大连造船厂造航母、去商飞造飞机、去铁老大那里去研究高铁、去清华研究NPU、去华为研究通信和麒麟、去AT写代码、去上汽吉利之类的公司研究发动机。
但假若你生在德国,那么你最好的职业选择就是去大众研究发动机。又或者,你的才能不止于此,重新研发一个内燃机也还算不错。
qygg同学的例子也许有点极端,但是以德国80%中小企业的体量,咖啡机、电冰箱乃至于汽车几乎就是他们的天花板;没错,他们可以精益求精做出更好的咖啡机、制冷系统和发动机,但然后呢?
考虑到五常中英、法的体量和德日意相当,但是他们的国际影响力显然高于后者,更别提英、法还是两个松散组织欧盟、北约的成员国;他们并不孤立,因此就有更大的国际背书做更多事情。
体量大的好处固然多,发展的着力点太多,稍微有点小动作都有可能刺激整个经济结构。但体量大也并非全无坏处,比如美国就整天神经兮兮地害怕自己跌落神坛;科技树点歪了就和Facebook、亚马逊和谷歌分别发生了一些不可描述的事情;而且美国的工业互联网虽然成员的确不少,但总有点像是通用的“孤军奋战”。
2018年,对于世界制造产业来说,还真就像是被“灭霸”打了一记响指,随机杀死了漫威宇宙一半的生命。
投影在互联网经济甚嚣尘上的2018年,苹果和亚马逊先后戳破万亿美元市值的天花板,但也只是昙花一现;虽然目前苹果和亚马逊又一次分别回到了9000亿美元大关,但是这一阵经济寒冬已然扩散到Snapchat、Tumblr和Pinterest。
对于中国制造来说,A to C模式已经到了尽头,在互联网经济“血肉喷张”的时候,我们也有必要回归中国制造的“铮铮铁骨”;而这一次心无旁骛的参入工业4.0,将会是中国传统经济和互联网经济的一次“大蜕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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